1986 年 8 月 24 日上海卢湾区斜土路的凌晨带着夏末特有的湿凉。
凌晨 4 点半天刚蒙出一层灰白弄堂里的露水还凝在青石板缝里垃圾桶旁的煤炉刚冒出第一缕淡蓝的烟就被一声惨烈的尖叫劈得粉碎。
“杀人啦!” 那声音像被掐住喉咙的猫尖得能刺破晨雾裹着绝望的颤音在弄堂里窜。
最先冲出门的是张阿婆她一手攥着煤炉的火钳一手揉着惺忪的眼刚拐过自家门柱就僵在原地 —— 徐家那扇朱红色的木门敞着门槛上淌着黑红的血顺着青石板流到墙角在露水地里晕开一小片暗沉的痕迹。
徐树祥和她母亲倒在血泊里徐树祥的清洁帽掉在一旁帽檐上还沾着几片没扫完的梧桐叶;她母亲手里攥着半根没织完的毛线线团滚到斧头边被血浸成了深褐色。
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站在旁边手里的斧头还滴着血斧刃上的寒光映着他扭曲的脸 —— 正是徐树祥的前夫郭巧娣。
“别让他跑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人群里突然冲出三个大汉:弄堂口修车的王师傅、隔壁纱厂的李师傅还有卖菜的张师傅。
王师傅一把拽住郭巧娣的胳膊李师傅从后面抱住他的腰张师傅趁机夺下斧头“哐当” 一声扔在地上。
郭巧娣挣扎了两下突然瘫软下来嘴角开始冒白沫眼睛往上翻。
这时有人指着墙角:“那是什么?” 众人看过去只见一瓶打翻的敌敌畏躺在那里农药味混着血腥味呛得人直咳嗽。
“他是来同归于尽的!” 张阿婆往后退了两步声音发颤“造孽啊好好的一家人……” 死者徐树祥生于 1957 年的上海。
她是徐家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
母亲生她时已经 42 岁算是高龄产妇奶水本就不足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粮食紧张徐树祥从小就瘦得像根豆芽菜胳膊细得能看见骨头。
三岁那年徐树祥发了一场高烧烧得人事不省。
父亲徐根生是纱厂的挡车工连夜推着自行车把她抱到瑞金医院。
医生说再晚来一步脑子就烧坏了。
虽然后来烧退了但徐树祥的发育明显比别的孩子慢 —— 五岁才会完整说话七岁上小学时个头比同班同学矮半个头跑两步就喘得厉害。
上学后的徐树祥成了班里最 “扎眼” 的学生。
因为个子矮老师把她安排在第一排可即便盯着黑板她也常常跟不上讲课节奏。
语文课文读三遍还记不住数学题更是算得一塌糊涂每次考试都是倒数第一。
同学给她起绰号 “小矮子”“笨丫头”体育课上没人愿意跟她一组跳绳时她总被绳子绊倒引得一片哄笑。
徐树祥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坐在煤油灯旁陪着她写作业。
遇到不会的题母亲就用火柴棍摆算式一遍遍地教;语文课文母亲就逐字逐句地念让她跟着读。
可徐树祥的脑子像生了锈再怎么教成绩还是上不去。
“妈我不想上学了。
” 初中毕业那年徐树祥把成绩单摔在桌上眼泪砸在 “不及格” 的红叉上“我不是读书的料不如去干活。
” 父母劝了她好几次说 “女孩子有文化才好嫁人”哥哥姐姐也帮着劝可徐树祥铁了心说什么都不肯再去学校。
辍学后徐树祥开始找工作。
可她身高只有一米五又没文化跑了十几家工厂都被拒之门外。
有的工厂说 “我们要能扛活的”有的说 “你这身体干不了重活”。
徐树祥每次回家都耷拉着脑袋母亲看着她的样子偷偷抹眼泪。
后来母亲托了远房亲戚终于把徐树祥塞进了徐汇区清洁管理站做了一名清洁工。
报到那天母亲特意给她买了一件新的的确良衬衫叮嘱道:“好好干别让人看不起。
” 徐树祥攥着衬衫的衣角点了点头。
刚开始徐树祥很排斥这份工作。
每天凌晨四点就要起床推着沉重的清洁车扫着满街的垃圾。
夏天太阳一出来柏油路就像烤炉她扫一会儿就汗流浃背衣服能拧出水;冬天寒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手冻得红肿握不住扫帚。
更让她难受的是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她甚至有人说 “清洁工没出息”。
有一次徐树祥在扫街时遇到了初中同学。
那同学穿着时髦的连衣裙挎着皮包看到她就皱起眉头故意绕着走。
徐树祥的脸一下子红了赶紧低下头假装没看见。
那天晚上她躲在被子里哭了很久觉得自己活得很窝囊。
可哭归哭日子还得继续。
渐渐地徐树祥发现这份工作其实也没那么糟。
清洁站给每个工人划分了负责区域她负责的是斜土路一段每天只要把自己的区域扫干净就能准时下班。
不用跟人打交道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只要埋头干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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